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瀏覽文圖/應志剛
8歲之前,我家是村里最窮的人家。
那個家,原本是豬圈,隔了一半做臥室,另一半依舊養豬。
后來,叔公家另造了房子,我們就借住在叔公的老房子里,直到父母拼盡全力在城里買了個房子。
那時,父親是地道的農民,卻不愿在土地里掙日子。
南京城長大的母親,原本是跟著同學來這里串聯的,后來不知道吃了什么迷魂藥,留在了村里。
因為家庭成分不好,她選擇嫁給了赤貧家庭的父親,后來當了村小學的民辦教師。
每天上午,我會守在家門口,等著母親帶領學生繞著村子游行,他們喊革命口號,隊伍稀稀拉拉懶懶散散。
我跑到路中間伸長了手臂要母親抱,母親呵斥著讓我走開,年紀稍大的女學生就會把我抱起來安撫,母親倒不阻攔。
母親性情古怪,和現在的我一樣,莫名其妙就會憤怒起來。
高興的時候,母親會抱著我,坐在柴灶旁哼《唱支山歌給黨聽》,除了這些歌曲,母親唱的最好聽的歌,叫做《我的父老鄉親》。
心情不好的時候,母親也會打我,用硬塑料底的拖鞋劈頭蓋臉地打,打完后她就一直哭,一直哭。
在村里我沒有伙伴,那些小孩會欺負我,他們都是我母親的學生,從一年級到五年級都有,他們排擠我,還罵我“**南京人”,這是我翻譯過來的,用方言估計你們聽不懂。
但是,隨母親去南京,她家的老人又會說我,“那個村來的”。
有一天的晚飯,幾個表弟表妹都分到了一個咸鴨蛋,唯獨我沒有,我就開始抗議,母親把我拖進房間里邊打邊哭。沒有人開門來勸阻。
他們只是可憐我的母親,但絕不會可憐我,因為他們懷疑是我困住了母親回南京的腳步。
我不愿提及知青兩字。因為它是母親和我揮之不去的陰霾。
父親去世后,母親再也不曾去過那個山村,她說,“想起來就難受。”
我的鄉親早已接納了我,但每次回去,總有莫名的一層隔閡,我幾乎不在村里留夜。
這次去大興安嶺腹地的塔河旅行,當地政府安排了一處以往的知青點參觀。
我知道是躲不過去的,無非是一場夢魘,繼續折磨我不能在深夜入眠。
這里是大興安嶺二十二站林場,上世紀80年代之前,它還有個名字叫做“上海知青連”。
一切都仿造當年知青連的生活場景布置,軍用帳篷、中型拖拉機、操場、柴火堆、食堂,四處刷滿了革命標語和“最高指示”,紅旗招展。
被點燃了火熱激情的游客們,穿著那個年代紅衛兵的服裝,聽著廣場上循環嘹亮的革命歌曲,四處留影。
中午,我們吃著林子里散養的“笨豬肉”,大饅頭,各色有機蔬菜,味蕾和腸胃都發出滿足的哼哼聲。
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,都以為知青生活就是這個樣子,愜意自由,滿足一切關于革命與浪漫的遐想。
一位故地重游來自上海的老伯,拉著孫女的手說,“爺爺那時候苦啊!”
“每天的伙食都是小米、高粱加白菜、土豆,還是限量供應,餓不死但整天就想吃的。”
“上海知青連”的工作是伐木,在這片天寒地凍的高寒禁地,用彎把鋸鋸斷一棵棵粗壯的樹木,一根根扛到大板車上。
磕斷門牙、砸斷鎖骨,這些十七八歲的孩子個個都傷痕累累,硬是用腳踩出一條條路,用饑腸轆轆的身體,把原始森林里的木材,一車車運出來,支援火熱的社會主義建設。
肉體的磨難并不能壓垮這些來自大城市的“革命青年”,因為一種信仰讓五湖四海的革命兄弟團結在一起,敢叫日月換新顏。
但思鄉的苦,卻是最大的毒藥。
有一首當年由知青創作的《東北知青之歌》,道出了悲涼的心聲:
雪花飄飄/轉眼又來到這小小的屯子里/苦的心腸、死的靈魂,也有沉醉意/自己的青春自己憐惜/苦難有誰能代替……
長大以后,我終于開始理解母親,年年找借口回南京,去之前歡喜又緊張,到處求著人去搜羅山村里的特產,又擔心沒有做新衣服的錢,讓家里的父母擔心,又怕被昔日的同學看低。
每次大包小包地回到山村,那種無奈又悵然的情緒會延續很長時間,如果那個時候我犯了丁點的錯誤,可怕的語言的詆毀和侮辱,就像她正在面對一個勢不兩立的敵人。
二十年前,我買了一盒《知青之歌》磁帶,里面有一首《南京知青之歌》,“告別了媽媽/再見吧家鄉/金色的學生時代/已伴隨著青春史冊/一去不復返……”
我把它播放給母親聽,才聽個開頭,母親就有些驚慌失措,大聲喊,“趕緊關掉,不要聽!不想聽!”
在這個以兜售知青為消費主題的旅游點,我無法像年輕的小伙伴一樣,充滿著奇特的歡喜。
于我,這是一個荒誕的場景,真實又虛幻。
我坐在高高壘起的柴垛上,望著大興安嶺上空濃密的云層,慌張著、憤怒著、憂郁著……
但最后,我漸漸釋然,歷史需要被記住,苦難需要有人去經歷。
至少,這處旅游點到底留存了一些記憶,告訴往后的人們,這個世界,曾有過這樣一群知識青年……
應志剛:浙江寧波人。
任職媒體20載,曾任人民日報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記者、人民網蘇南頻道新聞中心主任、中國日報網江蘇頻道總編。2015年創辦蘇州博采眾創傳媒有限公司。
旅行達人:樂途靈感旅行家(2018年度央視形象代言人)、同程旅行家、驢媽媽旅行達人、途牛大玩家、中國國家地理網專欄作者等
文旅作家:已出版《混在美女如云的日子》、《最高使命》、《突然有了鄉愁》、《散落一地的溫柔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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